换句话说，它只是换了一波人，换了一批演员，但是没有改变剧本。
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
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来赋权企业的体制创新。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
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要强调的是，这些制度建设是增加新的制度，而不是改革老的制度。
整个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导向了经济的解体。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间，日本的情况每况愈下。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在旧的体制之外，培养新的体制。美国的体制改革，大多发生在重大的危机之后。
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还是政治的民主化，日本为世界所瞩目。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立法权，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保障。
第一，美国具有一个典型的联邦制结构，容许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创新空间。民主制度有利于一些方面的改革，但不利于另一些方面的改革。这场革命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作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
法国的大众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创始的。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制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时代创始的。美国的军事工业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福利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社会的最底层，让穷人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制度的创新能力。很多年来，欧洲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
苏联政府拥有企业，依赖政府企业来创新。例如2008年之后，奥巴马政府试图进行一项只涉及到数千万人的医疗体制改革，就遇到了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抵制。
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目标都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尽量退出公共经济领域，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在民主的两百多年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促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美国并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的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并没有欧洲那样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但从总体上说，比较欧洲和日本，美国制度表现出强大的的创新能力。这一点日本和欧洲类似，因为在大众民主下，选票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
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在避免欧洲式的福利制度。安培政府上台以来也想改革，但再次搞外部民族主义。
实际上，如果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经验，更容易回答如下关键问题：中国以往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现在的改革为什么进行不下去？应当做什么将改革进行下去？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体制创新 制度红利 。如果说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
阮成发也一度被网友戏言满城挖书记。据悉，武汉市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债务管理委员会，专职政府举债和风控。
雷德超表示，债务风险肯定有，但是绝对可控。城市建设的严重滞后，又反过来制约了武汉的经济发展，尤其对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武汉的新一轮债务审计目前尚在进行中，结果最迟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出来。与此对比，2011年，武汉仅城建项目总投资就高达725.82亿元，武汉大道、二七长江大桥、二环线（汉口段、水东段等）、白沙洲大道、东沙湖连通等21大重点工程同时开工。
始于8月初，针对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风暴，再一次把地方债这个敏感而又不容回避的问题，置于聚光灯下。另外，武汉城投旗下还拥有上市公司武汉控股（600168）。
武汉市一级的各类投融资平台超过10家，其中最大的3家为武汉城投、武汉地产集团和武汉地铁集团。8月27日，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办公室一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据统计，2012年武汉拍卖成交的240宗地块中，有218宗地块因只有一家购买人，最终只能以底价成交，占总成交量的比重高达90.83%。债务余额按债务类型分，直接债务1448.54亿元，担保债务588.51亿元（2011年末分别是1466.29亿元和498.18亿元），平均计算，占债务余额比例分别为72.84%和27.16%。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武汉作为一个重税区域，地方财政结余相当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汉城市建设的投入。武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债太多。前述报告披露，从2011年举借情况看，直接债务277.93亿元中，项目借款198.03亿元,占71.25%,而项目借款中，公益性项目193.68亿元，占97.8%,其中主要用于城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述数据显示，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占武汉市政府债务比例大约在68.85%——这意味着投融资平台是武汉市地方债务的主要构成。
而经济观察报获得的来自财政部驻湖北专员办针对武汉本级政府债务情况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政府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比2011年年末的1964.47亿元净增加72.58亿元,净增长3.69%。偿债途径去土地依赖化武汉的债务犹如一个雪球，正在越滚越大。
而从债务来源来看，武汉市2010年-2012年6月，累计直接债务4371.8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3763.65亿元占86%、发行债券271.48亿元占6%、转贷债务93.32亿元占2%、专项借款42.39亿元占1%、其他201.02亿元占5%。但在另一面，2012年，武汉土地交易价格已经出现降温迹象。
应该说武汉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是三个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分院研究总监李国政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随着武汉二环线内城中村改造项目趋近尾声：未来武汉能卖出价格的地块将越来越少。